正因如此，学界大多将过罚相当视作处罚公正公开原则的一个内容，从而导致其显示度被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其评价行政量罚功能的发挥。
事实上，上述机制已在证券犯罪行刑衔接治理中开始试行。在现有知识产权、金融、环境案件民事、行政两审合一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刑事案件吸纳进来，由专门审判庭一并管辖审理。
而合作是人类交往的高级形式，在国家行政、社会公行政和公民自律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多方合作才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范式。更何况，诉讼模式和诉讼程序并非同一层级的概念，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也并非对抗式诉讼模式的专利，其同样可以适用于合作式诉讼模式。而程序终极性和实体救济性的并行不悖，不仅赋予了司法对行政的审查权威，以实现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和保障，而且使得司法乃社会治理的终极法律形式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故而，持有既不是与作为、不作为相并列的第三种行为类型，更不是非行为的一种事实状态，而只是持有型犯罪的一种统称，就某一具体持有行为而言，或者仅系作为，或者仅系不作为。这样一来，不仅彻底消解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及其对行政处罚程序的保障与监督功能，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2]为实现法治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设立金融、知识产权等专门法院，实现了知识产权、金融等案件的行、民两审合一。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2年第5期。良性违宪之争直接指向成文宪法的固有观念并诞生了改革宪法这一成为分析范式的概念共识。
从这一角度看来，数字革命依然有国家建设的面向，这一甚少被当下研究注意到的面向落到改革赖以发展的根本结构上，便是现实中的数字革命之于中国宪法的投影。技术发展也显著改变了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现状。教义学本土化的背后往往伴随宪法学说、解释技术甚至宪法观念的移植同时数字平台直接参与、塑造了新型的社会形态，学界常冠之以舶来概念：算法社会。
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以及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以后，我国科技立法工作得以全面推进，但在观念体系上尚未定型。上述研究方法对于宪法学尝试包容、评价乃至合理引导技术发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但需要肯定的是，技术发展为社会结构、国法秩序以及人类生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进入宪法学者的研究视野，已经有学者呼吁警惕技术非中立化、尊严的边缘化、人类生活的工具化及科技政策的庸俗化，亦有宏观讨论涉及虚拟时空中的人性界限与自由尺度。
法学的品格是守护秩序、涵养人文、重视经验、促进平等。故而，建设统一的数字市场成为理顺央地关系的新契机，而后者毫无疑问是理解中国改革、理解改革宪法的一根金线。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始于从2015年国务院宣布互联网+的行动计划到网络强国战略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出台了《网络安全法》（2017）、《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等数字领域的支撑立法。但现状并不代表传统的公私二分领域的宪法问题在此时已经消失殆尽。
数字技术正在悄然改变社会与国家的结构。例如，种种收集、处理、滥用个人信息行为背后的问题即便不足以成为宪法的遗憾，至少也意味着宪法的缺席。直至党的十八大之后，互联网强国战略在实践中形成，科技立法全面更新换代，这一名称也被数字与网络相关措辞替代。同时，在本土宪法说理依然缺位、中国宪法教义尚未诞生的当下，具体宪法教义大多为比较视野内学说移植与继受的产物。
当下我国数字治理实践嵌入的现实宪法结构 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而言，科技立法存在于互联网革命浪潮之前。同时，当数据成为公认的新兴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压倒性的政策导向下，势必存在个人数据权利受数据权属观念挤压的可能。
对宪法学而言，技术发展往往通过重塑社会权力及其结构的现实为传统宪法学说带来挑战。两派之争中，政治宪法学顺应了规范宪法学八二宪法在当下无法成为‘规范宪法的隐含前提，在方法上强调看到宪法文本内含的政治权力结构（典型线索如代表制在中国的实现）以及当时认为未来可迈向规范宪法的变迁动能（典型线索如改革史中的宪法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技术发展造就了法学研究所需的经验大数据，在此之上诞生的诸多优秀经验研究为社科法学与传统教义学持续的争论翻开了新篇章。因此，在当下中国讨论宪法学如何切入科技创新与发展的方法问题，其前置讨论则是当下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八二宪法未必是一部内容完整的宪法，但是当代中国从早期到深化改革的现实实践，早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宪法结构：价值上，至少包括国家统一、追求富强和保障人权，强烈的经济导向和地方试验也经由实践证明了是改革必不可少的制度支撑。在这两起案件中都存在技术进步产生的固定意义和新现实的碰撞，联邦最高法院都调整了宪法的适用范围。宪法解释机制一直缺乏对宪法文本的解释，从而赋权中国宪法学者对于现行宪法的解释不受解释权威进路的约束（例外情况：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解释与决定，以及目前通过合宪性审查中零星的宪法说理）。如果我们承认技术发展与宪法学科的交汇必然包含宪法学调查、捕捉现实问题的经验方法，那么就不得不提及我国宪法学科对于社会科学的防备态度及其背后的特殊历史原因。
在当时，宪法若属于社会科学，则意味着承认宪法的功能仅仅是确认既定现实。二者结合，不仅造就了网络空间新型的基础法律关系结构，而且诞生了新的法律权利义务与社会权力的新样貌。
从这一角度看来，数字革命依然有国家建设的面向，这一甚少被当下研究注意到的面向落到改革赖以发展的根本结构上，便是现实中的数字革命之于中国宪法的投影。除了直接塑造出尚未定名的研究领域与层出不穷的学术热点，也为此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教义学相争不下的局面提供了更多的经验研究方法，大量经验材料（如网络公开的判决文书）展现了真实世界法律的运行，得以呈现经验与教义的分野。
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技立法全面启动。对于理论尚未完成本土化的宪法学科而言，这一情况无疑容易分流基础学科与基础理论的研究势态，从而可能加剧两派之争之后宪法理论研究愈加式微的趋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进入专题： 宪法学如何面对技术 。此后才有欧盟法院2014年5月作出历史性判决创设被遗忘权、2015年判决欧盟与美国之间数据安全港协议无效、2018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生效与2020年判决隐私盾协议无效。数字革命依然有国家建设的面向，这一甚少被当下研究注意到的面向落到改革赖以发展的根本结构上，便是现实中的数字革命之于中国宪法的投影。最早关于欧洲数据保护法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零星讨论局限于成员国国内法，典型主题包括公共数据开放与政府监控和问责。
两派之争式微后，宪法学借助系统论尝试社会理论转向，立意依然是尽量剥离法律与政治的缠绕，哪怕是在理念层面。然而，技术发展不会摆脱现有法律秩序而凭空塑造出另一套完全独立的法律规范，技术发展对法律秩序的改变方式不是整体置换，而是渐进互融。
同时，出于宪法学人对社会科学的心理排斥，与其他部门法研究相比，宪法学对经验研究的接纳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欧盟不仅加速了数字治理框架立法的更新与改革，而且存在以欧洲联盟法院为关键机构、以保护个人数据与维护单一数字市场为宗旨的超国家裁判机制。
良性违宪之争直接指向成文宪法的固有观念并诞生了改革宪法这一成为分析范式的概念共识。以互联网大型企业为依托，数字平台不仅拥有扭曲市场的经济权力，还往往支配信息的传播，未来同样也可以在具体议题上发起社会动员，甚至直接侵害数字经济关系中弱势个体的基本权利，最典型如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与算法性别歧视。
其中，缺乏对判例法的关注或与大陆法系的知识惯性有关，同时也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进程的立法中心主义倾向的遮蔽。结 语 研究方法的实践意义在于形成学术研究的普遍标准，理论意义在于，尝试在理念、话语甚至不断通货膨胀的术语之外看见中国的现实。法律与科技领域知识移植的前提问题 在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世界大势下，大规模的知识流动可能忽视了不同知识在来源处所处的情境甚至嵌入的权力结构。卡彭特案件的争议焦点是，第四修正案是否适用于联邦调查局为抢劫嫌疑人获取127天的牢房位置信息。
目前主流的研究方法依然是从概念、逻辑或者某一基本权利出发，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寻求融贯解释，强调宪法文本便成为了在现实中守护宪法规范性的心理基础与方法选择。大致以上述学科关键争论为节点，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更新的重要阶段。
1970年起共同体成员国就开始进行的数据保护立法，为后来的欧盟奠定了相较中美两国历史更久的数据保护法律传统。目前法律与科技领域内大规模知识移植的主要形式包括：前沿立法文件、经典研究的编译、单个典型案例与关键裁判的讨论。
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预示着数字技术破坏被统治者与政府之间关系，技术创新亦试探出现有法律评价与规制这些创新的难题，依然需要宪法裁判通过宪法解释技术回应。有趣的是，1983年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第一句话依然将宪法学称为社会科学，此后再无如此明确的苏俄宪法观念——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主体性的跋涉也正是从和宪法学是社会科学的历史窠臼挥别开始。